從小酷愛歷史的孩子到底贏在哪裡?

學院君說:魏勇是北京市十一學校的歷史老師,擁有特級教師頭銜。但他更在意的是在自己的「一厘米主權」之內,通過歷史教育培養學生的思維方式。「讓學生得到一個新的信息時不輕易下定論,在事實不全面的情況下懸置判斷,學會尋找全面對稱的信息,能做到觀點之前有事實、觀點與觀點之間有邏輯。」

歷史不是「背多分」

我叫魏勇,來自北京市十一學校,目前在教高中歷史。我教書二十六年,這二十六年當中,有三年是在四川省一所鄉村小學,八年是在四川省的一所鄉鎮中學,七年是在重慶的一所重點中學,這之後到現在的八年是在北京市十一學校。

我相信在座的很多人共同的歷史學習體驗是三個步驟:上課記筆記、考試背筆記、考完撕筆記。所以有人就給歷史這個學科取了一個音樂家的名字「背多分」——一背分就多;不背就是孫思邈,孫思邈是唐朝的醫學家,他的名號叫藥王——不背就「要亡」。這就是我們學習歷史的一個常態。

說實話,從站上講台第一天開始,我就不想照本宣科地教書,但是基層的學校又有強烈的應試需求,所以我採取了一種嶄新的教學方式,叫作「精神分裂教學法」。我告訴我的學生,正常的思考和課堂討論要用一種理性的思維方式;應試的時候要用另外一種思維方式,你要知道命題的人希望你提供什麼樣的答案。

我就是在這樣一條妥協的道路上走了十來年,直到有一天,我收到一個學生的一封信。這封信是我在重慶教書的時候,一個特別優秀的學生寫給我的,他是我們全年級一千多人的第一名。當時他在走廊上把這封信交給我的時候,我挺高興,結果把信拆開一看,發現這個學生是批評我的,他不喜歡我上的歷史課,他的信裡面有這樣一段話:

魏老師,我恨你、佩服你、同情你,希望永遠都不會遇到像你這樣的人。我根本不關心什麼真相被淹沒,什麼不公正的評價。我最關心的是我的成績,我覺得那些很無聊,是自找苦吃……我不要痛苦地生活在真相中,我願意隨大流,願意愚昧地、快快樂樂地活一輩子。

這個看法也沒有錯,如果放在一個五六十歲的人的身上就更沒有錯了,但是他才十五六歲。我感覺很難過,未曾年輕就已衰老,未曾希望便已絕望,未曾追求便已放棄。如果一個人在年少的時候就沒有了好奇心,那他的生命狀態是什麼樣的呢?我很殘忍地想到可能就是這樣一個狀況:二十歲已死,八十歲才埋——一輩子沒變化嘛。

所以這個事情就促使我要徹徹底底地告別應試教育。我很幸運,有機會到了北京,北京相對寬鬆一些,尤其是十一學校,正好我趕上了改革的年代,一種嶄新的教學觀念正在學校裡面普遍地鋪開。這種觀念跟我的教學觀一致,簡單地說就是開腦洞,上課要給學生開腦洞。

多角度「開腦洞」

才能更接近歷史的原貌

講鴉片戰爭的時候,必然要講到《南京條約》,一說到條約我們幾乎條件反射似的想到一個詞:喪權辱國。如果我們就這樣教給學生,他們能開腦洞嗎?我們借鑑了數學上的分類討論思想:《南京條約》里對中國實際上有利的、可以接受的,你找出來;不利的找出來;你覺得說不清的找出來。這樣一分類,學生的思考就更加縝密了。

比如關於開放通商口岸就形成了爭議。有的認為開放通商口岸方便了西方列強掠奪我國的經濟、原材料,賺我們中國人的錢等等;但是也有同學提出了反駁:清朝開放通商口岸其實對中國有利且利大於弊,因為大清國的通商口岸就是現在的特區。這樣學生就會慢慢地喜歡這個課。

比如領事裁判權。眾所周知,領事裁判權是指外國人在中國和中國人發生了司法糾紛,不受中國法律的約束而交由外國領事根據外國的法律進行制裁——這明擺著是欺負人的嘛,但是我們上課要給他開腦洞:你要換位思考,生活當中換位思考,學習歷史也要換位思考。英國人提出領事裁判權有沒有他的合理性呢?

當時中國的司法體制是畫面上這樣子的:被告跪在縣大老爺面前,兩邊衙役「威武」一吼,「被告你招不招,不招重打四十」。而英國是一個法官戴著假髮,背後是陪審團,下面是控辯雙方辯論,最後陪審團裁決有罪無罪,如果不服可以提起上訴,不用跪,也沒有大刑伺候。

我們換位思考一下,你穿越到那個時代,願意在中國的司法體制下被審判,還是在英國的司法體系下被審判呢?所以這個問題就很明白了:提出領事裁判權,並非就是僅僅為了欺負你,這可能反證出我們的司法體制當中有落後的、需要改革的東西。

又比如義和團、太平軍,教科書都對他們進行了高度的肯定:義和團是反帝愛國運動,太平天國是兩千多年農民戰爭的最高峰,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沉重打擊了侵略者和清朝封建統治等等,雖然有缺陷,都是瑕不掩瑜。

发表于: 2018-07-24 04:36:1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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