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不懂张爱玲,读懂已再少年

研究者唐晓敏认为:“艺术家往往有着严重的精神创伤,而这种创伤性体验又往往造成艺术家的处境和心态的孤独,这种情况特别明显地表现在艺术家童年的经历中。”童年经历在个人成长过程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首先,他们显示出了形成人生态度的原因及其最简单的表达方式;此外,还可以看出这个孩子与父母、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张爱玲的童年经历乃至成年后的情感经历在她的心中留下了巨大的创伤,造成了她敏感的性格,让她体悟到人生更深刻的东西,这些因素影响了她的小说创作。

时代陷落之伤

张爱玲的时代陷落之伤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作为时代大背景的社会萧条,以战争频发对张爱玲造成的影响为主,这种创伤体验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多表现为末世之感的流露;第二部分是社会萧条造成的家族衰微,这种创伤体验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多表现为她对大家族虚伪人性本质的细致描写,同时也表现为对衰落大家庭中苍凉亲缘关系的描绘。

大时代之伤——战争之变故

张爱玲自小聪慧过人,对文学和艺术很有天赋,但动荡的大时代没有给张爱玲发展天才的条件,张爱玲两次出国留学的机会都因战争而破灭。1939 年 1月,张爱玲以远东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获得了伦敦大学入学考试的及格证书。同年,二战爆发,整个欧洲一片混乱,张爱玲未能赴伦敦读书,转入香港大学。

1941 年 12 月 18 日,香港陷入 18 天围城时期。在回忆围城时的经历时,张爱玲写道:“我能够揣摩每一个教授的心思,所以每一样功课总是考到第一。然后战争来了,学校的文件记录通通烧掉,一点痕迹都没留下。我一个人坐着,守着蜡烛,想到从前,想到现在,近两年来孜孜忙着的,是不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我应当有数。”张爱玲明白,自己有一次出国求学的机会也要被战争打破了。

战争也让张爱玲看到了看到了人性的自私和黑暗。在回忆香港围城 18 天的经历时,张爱玲记录下当时医院里一个将死之人的生存状态:“有一个人,尻骨生了奇臭的蚀烂症。痛苦到了极点,面部表情反倒近于狂喜眼睛半睁半闭,嘴拉开了仿佛痒丝丝抓挠不着的微笑着。”当时作为看护的张爱玲,本应该细心照顾这个垂死的可怜人,但是她没有,她周围的人也没有。“这人死的那天我们大家都欢欣鼓舞。是天快亮的时候,我们将他的后事交给有经验的看护,自己缩到厨房里去。我的同伴用椰子油烘了一炉小面包,味道颇像中国酒酿饼。鸡在叫,又是一个冻白的早晨。我们这些自私的人若无其事的活下去了。”

次年 5 月,张爱玲辍学返回上海,转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战争阻断了张爱玲的海外求学之路,让她困在战火硝烟之地看遍了世情冷暖。战争毁灭了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关爱和温暖,让人性中最本质的凉薄显露无疑。以时代的陷落为背景,在张爱玲的小说常表现出对末世的感叹。

小时代之伤——家族的衰落

战争的频发以及社会的萧条给家庭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张家也未能幸免,显赫的家族也随着战乱的侵扰而荣华渐失,于张爱玲而言是创伤性的体验。在现代文坛上,张爱玲的作品受到众多读者的关注,但读者未必了解这个纤细、敏感的弱女子的家庭背景。张爱玲的祖父张佩伦早年因能言善辩、大胆弹劾失职官员而被朝廷重用。中法战争中,张佩伦因马尾战争不战而败而被革职发配张家口。当时苦于朝政的李鸿章对张佩伦动了恻隐之心,将其招为幕僚,并将女儿李菊耦许配给张佩伦。

显赫的家世只能成为张爱玲的背景,她却并未从中获益,张爱玲的成长成才也少有家世背景的助力。家族的衰落已经无力回天,这无疑是张爱玲心中挥散不去的阴影。家族地位的降低,家族荣华的消失,作家的这种心理落差,大多在作品中表现出对家族衰颓的无力感。同时,张爱玲在作品中塑造的一系列遗老遗少形象也离不开这种家庭背景的孕育。除此之外,张爱玲作品中对贵族生活的描写,对小资气氛的营造,也都源于张爱玲生长的贵族家庭。

就算贵族家庭的华厦已经倾倒,但张爱玲仍然是贵族圈子的圈内人。张爱玲对贵族生活方式的熟识,对贵族心理动态的拿捏都很熟稔,这都是曾经高贵的出身带给她的。已经衰落的家族就像张爱玲身上一块不能揭开的伤疤,无法痊愈,又不能抹去。曾经的荣华富贵与张爱玲好像有所关联,但是实际上又与她毫不相干,张爱玲只能冷静地去体悟并记录这大家庭背后的人情冷暖,才有了我们今天感悟到的张爱玲作品中苍凉的艺术世界。

张爱玲很少将主观的情感流露于文中,尽量“把自己思想的某一部分隐藏起来,以提防分析者的进攻。”这种艺术手法,正如张爱玲自己所说:“喜欢有更深长的回味的苍凉,喜欢像葱绿配桃红的参差的对照。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充实的那种古典的写法。”但是即使是这样不着痕迹的情感流露,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窥探出一些深刻的内容。对过去显赫家族的创伤体验,张爱玲没有将自己放置其中表达自己的感受,而是站在局外冷静客观的看他人之事,写他人之事,然后将这种冷静的表述抛给读者,让读者自己去感受字里行间的苍凉意味。

家庭破碎之伤

家庭破碎的创伤对张爱玲而言主要分为三个层次,这些创伤体验不仅对张爱玲的身心产生了无法修复的伤害,也对其在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塑造,以及对人际间微妙关系的描写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第一个层次的创伤体验主要来源于父亲,父爱的缺失让张爱玲站在了女性的角度,从父亲的男性性别来审视这个男人,背离了一个女儿对父亲应有的认知,使她在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虚伪、自私、软弱的男性形象,这些男性形象都能在她父亲身上寻到源头。第二个层次的创伤体验主要来源于母亲,母亲的缺席在幼小的张爱玲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创伤烙印,影响了张爱玲对于女性形象的认知和描绘。第三个层次的创伤体验主要来源于张爱玲父母的离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张爱玲的婚姻观念和两性观念,在小说中她借小说人物来表达自己对婚姻和两性关系的失望。

来源于父亲的创伤

“父亲会给予孩子很深的影响,甚至在很多孩子的一生汇总,父亲不是被视为楷模,就是被视为死敌。”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是典型的遗少,虽然有一定的文学修养,但是他身上有许多恶习。张爱玲的母亲和姑姑出国留学后,父亲直接将养在外面的姨太太接到家中居住。姨太太的脾气非常不好,最终张志沂将姨太太赶走,写信求黄逸梵回国,一家人又重新生活在了一起,过了一阵短暂的平静生活。过惯了懒散生活的张志沂很快就背弃了对妻子的承诺,又开始吸鸦片了。这一次,两人最终协议离婚。

1934 年,父亲再婚。姑姑告诉张爱玲父亲要再婚的消息时,张爱玲很难过,但是当时年仅 14 岁的张爱玲什么都做不了,她只能接受现实。之后,张爱玲开始了高中住读生活,很少回家。继母经常把自己的旧衣服给张爱玲穿,这让少女时期的张爱玲常常充满了羞耻感。“永远不能忘记一件黯红色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这样的憎恶与羞耻。”可以看出,张爱玲对这个经常给她“衣服”穿的继母是没有多少好感的,但是作为张爱玲监护人的父亲在此时也并未尽到一个父亲应尽的责任,一再纵容继母欺负张爱玲和弟弟。在继母的挑拨下,父亲毒打张爱玲使她险些丧命。姑姑和舅舅一起来为张爱玲求情,但是疯狂的父亲非但没有缓和,还将姑姑打伤了,然后把张爱玲软禁在一间空屋子里,她最终在何干的帮助下成功脱逃。“后来知道何干因为犯了和我同谋的嫌疑,大大的被带累。我后母把我一切的东西分着给了人,只当我死了。这是我那个家的结束。”

不光是张爱玲在父亲家庭中被当做是死了,父亲这一形象在张爱玲的心目中也一并死了。父亲在孩子的心目的形象中应该是有宽广的胸怀和坚实的臂膀,但张爱玲的父亲却不是这样。张爱玲是有父亲的,但是张爱玲却是没有父爱的。父亲的家庭给予她的,除了冷漠的情感,就是无尽的黑暗。张爱玲这样形容父亲的家:“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属于我父亲这一边的必定是不好的。

父亲带给张爱玲的伤害是无法抹去的创伤体验,改变了张爱玲对父亲形象的认知。张爱玲对父亲这一形象的审视,脱离了一个女儿看待父亲的眼光,将父亲这一形象置于男性性别的范畴之中,这种审视在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中常常表现为对失职父亲形象的冷静刻画。张爱玲的父亲是失职的,作为女儿的张爱玲应该有理由去控诉父亲的失职,她却转而采取了一种冷静客观的态度,借作品中的人物表达了自己对父亲这一形象的鄙夷和愤慨。除了对失职的父亲形象的刻画以外,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中还出现了一些典型的男性形象,比如多情又薄情的恋人形象。

来源于母亲的创伤

1915 年,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在家里的安排下,与同为贵族子弟的张志沂结婚。1924 年,黄逸梵与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一起出国留学。黄逸梵自小接受新式教育,对丈夫张志沂的遗少做派非常看不惯。除了生活观念的差异,黄逸梵和张志沂在文化认同上也有很大的差异,致使夫妻二人经常争吵。

张爱玲曾这样写道:“最初的家里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觉到任何缺陷,因为她很早就不在那里了。”母爱的缺失让张爱玲自小便缺乏安全感,也让她有了敏感、纤细的性格特征,这些让张爱玲早熟于同龄的孩子,有着与年龄不符的冷静和老成。在张爱玲 8 岁的时候,母亲回到了她身边。经历了短暂的家庭和睦时期,很快父母又开始吵架,最终协议离婚。离婚后的黄逸梵再一次抛下女儿,动身去了法国。在离开之前,黄逸梵去了张爱玲住读的学校和张爱玲告别。张爱玲当着母亲的面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惜别之情,反倒是在母亲走出校门后,她“隔着高大的松杉远远望着那关闭了的红铁门,还是漠然,但渐渐地觉到这种情形下眼泪的需要,于是眼泪来了,在寒风中大声地抽噎着,哭给自己看。”由此可见,张爱玲对母亲还是有不舍之情的,幼年被母亲离弃的创伤体验似乎在这一刻得到了强化,张爱玲更加强烈地感到了母亲离去的痛苦,只不过这种痛苦表现地比较迟钝和缓慢。

张爱玲对母亲的感情是复杂矛盾的,她爱母亲,但又自觉不能符合母亲的要求而自卑,认为自己是母亲的负担。母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母亲是人生的启蒙教师。张爱玲自小就与母亲聚少离多,缺少习得生活技能的机会,就连张爱玲自己都说:“在待人接物的常识方面,我显露惊人的愚笨。在现实的世界里,我等于一个废物。”张爱玲的母亲没有因为女儿在生活上的愚笨而自责,反倒对女儿的状态感到失望。在张爱玲 16 岁的时候,母亲回到上海,她将女儿仔细研究一番,然后对张爱玲说:“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我宁愿看着你死,不愿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

张爱玲在自传体小说《小团圆》中,对自己和母亲之间的微妙嫌隙有一些叙述。“小说里的母女关系,至少在九莉看来,凡事都在较劲,较劲的最重要道具,就是钱。”张爱玲曾经收到弗朗士教授赠送的八百港币助学金,她迫切地想把这个消息和母亲一起分享,可见母亲在张爱玲心中的地位,然而母亲漠然的态度让张爱玲感到失望,母女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大。张爱玲在英文小说《易经》中对这件事情也有过记述,母亲在露在看到钱后仔细打听这位外国教授的情况,并借故到浴室观察女儿的身体,因为她怀疑的这笔钱是女儿靠出卖身体换取的。由此可见,张爱玲和母亲之间复杂的情感有一部分源于经济的状况。

在逃离了父亲的家庭后,张爱玲便和母亲一同生活,母亲让张爱玲在读书和嫁人之间做出选择,张爱玲选择了读书。母亲为张爱玲聘请高价的补习老师,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在牺牲的同时,母亲也一直怀疑是否值得,就连张爱玲自己对究竟是否值得也不置可否。“这时候,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母亲是敏感的人,张爱玲也一直很少有机会和母亲接触,偶尔过马路被母亲拉住手也会觉得是一种生疏的刺激。后来,张爱玲在母亲的窘境中向母亲拿钱,被母亲的脾气磨难着,也“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的毁了我的爱。”母亲的回归没有拉近母女的距离,然而因为生活的窘迫,这种距离被无限地放大了。生活的窘迫和感情的疏远,也改变了张爱玲对金钱的看法和认识,使得张爱玲在日后的小说创作中塑造了一系列拜金的少女形象,这也是其自身对金钱极度渴求的一种呈现。

传统的母亲应该是温柔的,对子女无微不至的,而张爱玲的母亲却是一个另类。张爱玲谈到母爱时说:“自我牺牲的母爱是美德,可是这种美德是我们的兽祖先遗传下来的,我们的家畜也同样具有的——我们似乎不能引以为傲。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并不在此。”可以理解黄逸梵作为一个女人在面对懒惰丈夫和失败婚姻的无奈,那个时代并不能给予黄逸梵更多的选择,她只能选择逃离。黄逸梵是洒脱的,但是这样洒脱的母亲带给女儿的,除了幼年对母亲模糊的记忆外,还有伴随她一生的缺乏安全感的性格。这些创伤体验让张爱玲对母亲这一角色有了全新的认知,在张爱玲的作品中,也着力塑造了一系列错位的母亲形象。除此之外,在这种追寻母亲而不得的创伤体验下,张爱玲对女性的认知也不同于一般人,她看到了更为本质的女性,也在小说创作中塑造了许多“反传统”的女性形象。

“家”的瓦解——父母失和离异之伤

父母的离异在张爱玲人生中,是一个重大转折,自此“家”这个本该具有温暖的字眼在张爱玲的印象中开始褪色。张爱玲童年时期经常目睹父母争吵的场面,她能做的就是静静地听着父母的争吵,这使年幼的张爱玲找不到情感的附着点,感觉孤独无所倚靠,这种不能痊愈的创伤印记,形成了张爱玲缺乏安全感的性格。因为父母的离异,张爱玲有了一颗敏感、脆弱的心,童年时所承载的超越于同龄人的重负,让张爱玲很少表现出一个少女应该有的天真和活泼。张爱玲中学时代的国文老师汪宏声说:“爱玲因了家庭里的不幸,使她成为一个十分沉默的人,不说话,懒惰,不交朋友,不活动,精神上长期萎靡不振。”张爱玲这种性格上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是父母的离异带给她的。张爱玲曾说:“她不喜她的父母,她一个人住在外面,她有一个弟弟偶尔来看她,她亦一概无情。”“张爱玲对他人的事情素不关心,但她在毕业年刊的调查表‘最恨’一栏中这样写道:‘一个有天才的女子突然结婚。’”在这里,父母婚姻的悲剧对张爱玲产生的影响可见一斑。

在张爱玲的童年中,本该给予自己呵护的父母却整日纠缠在矛盾和痛苦中而无暇顾及年幼的女儿,缺少来自父母的庇护和关爱,张爱玲的性格变得极其敏感。作家的性格往往会影响其文学创作,张爱玲也不例外。张爱玲这种敏感的性格使她更容易体察人的心理活动,她善于刻画人物的心理状态,并能敏锐感知人内心深处的感受。父母的离异改变了张爱玲对待婚姻关系和两性关系的看法,这也直接影响到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在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中,她描绘了一系列虚伪的、不牢靠的婚姻关系和两性关系,这种影响最早来源于自己的父母。

总而言之,张爱玲父母离异的创伤体验造成了张爱玲缺乏安全感的性格,赋予张爱玲敏感、脆弱的心灵,这让张爱玲过早的体悟到人性的悲凉,也让张爱玲看到了婚姻关系和两性关系的不牢靠。在张爱玲日后的小说创作中,虽然张爱玲没有以第一人称讲述自己的故事,但是她却无时不刻地借作品中人物之口讲自己心中的悲凉。张爱玲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对婚姻关系和两性关系的描绘,无一例外都是现实的、冷漠的、甚至是残酷的。

个人感情之伤

张爱玲个人感情的创伤体验主要来源于她和胡兰成的一段感情,这段感情从发生到破裂,仅仅持续了不到四年的时间。张爱玲在小说的创作中,塑造了一系列丑陋的男性形象,这些形象的塑造除了与父亲带给张爱玲的创伤体验有关以外,与胡兰成带给她的个人感情的创伤体验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胡兰成的浪子天性注定不能给予张爱玲她想要的安稳,最终使她背弃了张爱玲,这是张爱玲成年之后最为深刻的创伤体验。张爱玲个人感情的创伤体验主要分为两个阶段,这是从胡兰成和张爱玲两人感情的发展程度上梳理出来的脉络,这两个阶段的个人感情创伤体验加深了张爱玲对婚姻关系和两性关系脆弱现实的确认。

与胡兰成的结合——虚无的“岁月静好”

汪伪政府成立后,文人出身的胡兰成在权力倾轧的官场中难以立足,但恃才傲物的他却不甘寂寞,依旧我行我素。汪伪政府察觉到胡兰成的文章与其口径不一便将他逮捕,后因日本人出面施压,胡兰成才被释放。这段时期胡兰成颇为失意,而其与张爱玲的相识相恋,也发生在这一时期。在第一次会面中,胡兰成直接询问了张爱玲的收入情况。收入这个在常人看来冒昧的问题,在张爱玲那里却变成了胡兰成对她生活情况的一种别样的关心。在张爱玲之前的二十几年生命中,少有人对她的生活情况表示这样的关心,包括她的父母。此时胡兰成已有两次婚姻,还有几个情人,这些都是张爱玲知情的,但是她也并不在意。

张爱玲和胡兰成婚姻不被家族认可,亲戚们甚至为此感到不齿。即便是这样不被家庭看好的婚姻,在张爱玲看来都是幸福的。婚后,张爱玲和胡兰成有过一段短暂而幸福的生活,日子浪漫而平实。婚后不久,胡兰成赴武汉就职,认识了汉阳医院护士周训德与其产生感情并同居。胡兰成从武汉回到上海,亲口告诉张爱玲自己和周训德相好的事情,此时的张爱玲表面仍旧是无动于衷。丈夫若无其事地讲自己的婚外感情,张爱玲并非无动于衷,她的创伤不在外面,而是在心里。谁也不会想到,当时已经在文坛上小有名气的女作家张爱玲竟然会默默忍受丈夫的不忠。“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易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在这种伤痛当中,张爱玲也无法做到大彻大悟,她仍旧和胡兰成保持着夫妻关系。

从张爱玲小说创作的时间轴可以发现,张爱玲在知道胡兰成已有婚外情的那段时间里,在小说创作领域几乎是空白的。由此可见,胡兰成的不忠对张爱玲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张爱玲和胡兰成的这段婚姻,不但没有给张爱玲带来她想要的“岁月静好”,还给张爱玲留下了永远无法治愈的创伤印记。这段创伤体验带给张爱玲的,除了未完待续的创伤之旅以外,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张爱玲日后的小说创作。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人物形象,尤其是男性形象的塑造和对作品苍凉风格的营造上。

浪子的背弃——破碎的“现世安稳”

抗战胜利后,作为高级文化汉奸的胡兰成难逃政府的制裁,他自知情况对自己极为不利,便在日本人的掩护之下开始了汉奸流亡生涯,张爱玲也受到了他政治身份的牵连。1945 年 11 年,上海曙光出版社出版了《文化汉奸罪恶史》。在这本书中,张爱玲以“文化汉奸”的身份被提及,指责张爱玲在汉奸刊物上发表文章,并指责她参加亲日性质的文化活动。

在水深火热的逃亡之中,胡兰成和范秀美产生感情并结为夫妇,此时胡兰成和张爱玲并未解除婚约。胡兰成曾在回忆录中提到他和范秀美结为夫妻的缘由:“我在忧患惊险之中,与秀美结为夫妇,不是没有利用之意。要利用人,可见我不老实。”由此可见胡兰成人品之卑劣,他对待感情和婚姻的态度向来是随便的。

张爱玲去温州看望胡兰成,胡兰成在见到她时无任何惊喜之色,反倒是对她粗言相对。胡兰成对自己的这一行为解释为自己作为男子不应拖累妻子之故,而真正的原因却是此时胡兰成已有新人在侧。在温州期间,张爱玲居住在一家旅馆里,胡兰成常带范秀美一同前往,敏感的张爱玲早已洞悉他们的私情。一次张爱玲为范秀美画像,她越画越觉得范秀美的神情眉目酷肖胡兰成。张爱玲再也无法掩饰自己对于胡兰成出轨的伤痛,她要胡兰成在周训德和自己之间做出选择。胡兰成说:“我待你,天上地上,无有得比较,若选择,不但于你是委屈,亦对不起小周。胡兰成委婉地告诉张爱玲,在她和周训德两人之间做出选择并非易事,甚至根本不可能做出选择。

几个月后,胡兰成写信给张爱玲告诉她局面有所转机,张爱玲回信给胡兰成说:“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的了。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惟彼时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自此,张爱玲和胡兰成的感情终结了。胡兰成的背弃让张爱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备受煎熬,张爱玲在那段时间创作的电影剧本《太太万岁》中的一段是她当时的真实写照:“我在阳台上篦头,也像落叶似的掉头发,一阵阵掉下来,在手臂上披披拂拂。”失败的婚姻给张爱玲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从 1945 年 8 月到 1947 年 4 月,正处于创作高峰的张爱玲突然从文坛上消失了,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她没有发表一个字。”张爱玲和胡兰成短暂婚姻的创伤体验除了造成张爱玲小说创作生涯上少有的空白,张爱玲在与胡兰成分手前后创作的小说作品中,其个人感情的创伤体验能在小说中寻见踪迹,而个人感情的创伤体验也强化了张爱玲在作品中对苍凉风格的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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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0-14 02:25:37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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