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小说艺术没敢为何如此“苍凉”?你真的读懂了吗?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发掘出张爱玲小说的艺术魅力——苍凉意味,他认为:契诃夫以后的短篇小说家,大多认为悲剧只是一刹那间的事,悲剧人物暂时跳出自我的空壳子,看看自己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是空虚的。这种苍凉的意味,也就是张爱玲小说的特色。哈佛大学李欧梵教授将张爱玲的小说艺术的美感概括为“苍凉”二字。

张爱玲小说的苍凉风格主要源于她对末世之感、亲缘关系和婚恋态度的书写,这些都离不开其个人的创伤体验。英国美学家阿诺·里德曾说:“究竟是什么东西推动艺术家进行创作呢?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所有的一切。包括他过去所有的生活状况,他在创作时的身心状况、意识和气质,包括所有能引起灵感现象的一切情况。”个人创伤体验影响着作家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进而影响作家在进行小说创作时对小说内容和主题的表达。张爱玲生长生活在动荡不安的时代,在亲身经历了战争的残酷恐怖后,张爱玲有了对于时代和人生更加深刻的把握。显赫的贵族家庭在炮火战乱和时代的大潮中衰落了,这让张爱玲在小说中对于逝去的时代有了一些失落的表达。除了时代和家族原因外,张爱玲童年时期来自于父母的创伤体验让张爱玲过早地感受到了孤独,这种孤独感使得张爱玲形成了对于周围人和事独特的感受和认知。和胡兰成的爱恨纠葛加深了张爱玲对人生、对爱情、对婚姻的认知,形成了苍凉的表达。张爱玲的小说更多地表现出了苍凉的意味,尤其是在末世之感的书写、亲缘关系的表达和婚恋态度的确认方面都显得更加深刻和冷峻。

苍凉末世之感的表露

出生在五四大潮风起云涌时期的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并没有和同时期的其他作家创作的小说一样表现出时代精神的激扬,反而充斥着对新生事物的消解,表现出一种苍凉的末世之感。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她把小说的艺术世界仍旧置于“旧世界”当中,人类对于未来的追求和向往都是被消解和颠覆的,充满了对未来的否定和怀疑,在小说创作中呈现出一片苍凉的末时代的感伤情怀。

“苍凉”是张爱玲常用的词语,对苍凉末世之感的表露也随处可见。《金锁记》是“隔了三十年的辛苦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末世之感在这里变成了对过去心酸往事的凄凉表述。《倾城之恋》是一个“说不尽的苍凉故事”,末世之感在这里变成了对未来的悲观情绪。《沉香屑·第一炉香》是需要静静聆听的“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末世之感在这里变成了时代末世人生状态的表达。末世之感的书写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多表现为张爱玲对于时代的宿命认知,是一种对命运惘惘的追回。“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的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这比瞭望将来要更加明晰,亲切。”处在时代的交接处、历史的交界处、文明的交汇处,张爱玲作为现实的旁观者,借助于古老的记忆,体察到了时代陷落的仓促、现实本身的残酷和历史本质的虚无。

香港的陷落让张爱玲在直面生死的切身体验中,形成了独特的看待世界的眼光,在她的小说中表现出人性的自私和虚伪、人生的虚空和绝望。在战争中,当人们苦心追逐的欲望崩塌,人性的爱和真诚才得以展现。范柳原只是一个花花公子,和许多女人有感情纠葛,婚后也继续流连于女人之间,但范柳原给了白流苏一个家,这是白流苏所希望的。白流苏也是一样,她对范柳原的感情中,求得安稳和经济保障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原因,她甚至把婚后丈夫的乱来都看成是一个妻子应当承担和忍耐的。白流苏和范柳原的婚姻,实际上是时代陷落的产物。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对白流苏和范柳原二人感情故事的书写,无不流露出苍凉的末世之感。

苍凉亲缘关系的描绘

在中国传统礼教中,人与人的关系有“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主要关注了父子、兄弟、夫妇这几类人伦关系,也是亲缘关系。张爱玲小说中的亲缘关系,是由这些不彻底的、不是英雄的小人物构建起来的。在这一部分,主要从父子、兄弟两种关系来论述张爱玲小说世界中对苍凉亲缘关系的描绘。

父母之爱应是无私而伟大的,但这种感情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呈现出另外一种面貌。《沉香屑·第一炉香》中,作为监护人的姑妈梁太太,没有尽到一个监护人对一个孩子应该尽到的管教义务,她一步步引诱葛薇龙,最终让她落入了欲望的深渊。梁太太还把葛薇龙当做自己笼络男人的诱饵,靠薇龙年轻貌美的皮相来牵制男人,最终沦为给梁太太“弄人弄钱”的工具。张爱玲在小说中对这类亲缘关系的描写,一方面表现出她对自身创伤体验伤痛的一种宣泄,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张爱玲对葛薇龙这一类不能掌握自身命运的女性的同情。

在《花凋》中,张爱玲除了对父母子女之间这一亲缘关系苍凉的描绘以外,还表现了姊妹之间冷漠的情感。张爱玲用少量的笔墨在《花凋》中描绘了姐妹们为了争抢衣服而费尽心机的场面,“丝袜还没上脚已经被别人拖去穿了,重新发现的时候,袜子上的洞比袜子大。在这弱肉强食的情形下,几位姑娘虽然是在锦绣丛中长大的,其实跟捡煤核的孩子一般泼辣有为。”川嫦是家中众多兄弟姐妹中最老实的一个,又是最小的一个,因此受尽委屈。姐妹们对穿衣打扮都很有研究,但唯独到了川嫦这里她们又会异口同声地断定她还是打扮成学生的样子最合适,因为这样的打扮可以省钱,这样川嫦就不会和姐妹们争抢衣料了。

《倾城之恋》中,哥哥劝白流苏早日再嫁,嫂嫂整日在家中指桑骂槐,不得安宁,进退两难的白流苏最终离开了家庭。虽然最终和范柳园结为连理,但白流苏的人生是悲剧的。而造成白流苏人生悲剧的原因,除了她自身性格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于家庭亲缘关系的冷漠。

在小说《半生缘》中,张爱玲描绘了母女和姐妹这两类苍凉的亲缘关系。小说中曼璐没有生育能力,她将妹妹曼桢变成了为自己生育的工具,变成了自己维护婚姻的牺牲品。顾太太知道这件事之后,愤怒的情绪三两下就被曼璐的几句话平复了。当世钧上门寻找曼璐的时候,顾太太“引路上楼,房门钥匙带在她身边,便伸手到口袋里去拿,却摸到曼璐给的那一大叠钞票。”在这笔钱的作用下,顾太太撒了谎说曼桢在外休养,曼桢和世钧这一对有情人的爱情就被曼璐的母亲和姐姐毁灭了。

张爱玲来源于父母的创伤体验、来源于家庭的创伤体验共同促成了她在小说创作中对苍凉亲缘关系的描绘。这种描绘,一方面展现了自己来源于父母、来源于家庭的创伤印记,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张爱玲对小人物之间苍凉亲缘关系的一种同情和关怀。

苍凉婚恋态度的确认

夏志清说:“《传奇》里很多篇小说都和男女之事有关人的灵魂通常都是给虚荣心和欲望支持的,把支撑拿走之后,人变成了什么样子——是张爱玲的题材。”张爱玲在小说中惯常表现的是在欲望落空之后的冷漠人性,她在描写男女之情时也是一样,时常表现出她对苍凉婚恋态度的确认。张爱玲来源于父母、家庭破碎的创伤体验和胡兰成造成的个人情感的创伤共同促成了她在小说中对苍凉婚恋态度的确认。

在张爱玲的小说世界中所描绘的婚恋关系无一例外都是苍凉的,不论是《创世纪》中匡霆谷和匡老太太紫薇这对耄耋老人的婚姻,《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佟振宝和孟烟鹂为了结婚而结婚的不幸的婚姻,还是《心经》中年纪尚小的段绫卿对同学许小寒的父亲许峰仪产生的忘年恋情,这些婚姻都是不幸福的,这些恋情都是不圆满的。虽然张爱玲在《小艾》这样的小说中,也描绘了一些底层小人物夫妻之间相扶相伴、相濡以沫的感情,但是这些尚有温度的情感表述总是淹没在张爱玲对婚恋之事苍凉的表达中。

《半生缘》是张爱玲在和胡兰成离婚 21 年后写下的小说作品,她在《半生缘》中返还了爱情本来的美好。然而张爱玲又安排了重重磨难,最终让这对有情人错过了一生。《半生缘》中,当恋人再度重逢,曼桢对着世钧只剩下一句“我们回不去了。”张爱玲本身是不相信爱情的,甚至是彻底否定的,于是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她用苍凉的笔调描绘了许多处在婚姻中、处在感情中痛苦挣扎的人。

张爱玲说:“极端病态和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是一种启示。”从某种程度上说,张爱玲在小说中对苍凉婚恋态度的确认,也是对沉重时代中难得大彻大悟的人们的一种启示。张爱玲在小说创作中所表现的对婚恋态度的苍凉确认,一方面是自身创伤体验过后的一种伤痛书写,另外一方面也展现了在时代背景下女性进退维谷的生存困境,引人深思。

在《心经》中,家庭环境的窘迫和母亲、嫂嫂的逼迫,让段绫卿不得不早早的对自己的未来做出打算,而这种打算似乎别无他法,只有嫁人结婚这一条路可以选择。在这种境遇之下,段绫卿说:“倒不是单单指着他的。任何人当然这‘人’字是代表某一阶级与年龄范围内的未婚者在这范围之内,我是‘人尽可夫’的!”所以,对婚姻抱有这种消极态度的段绫卿能和与自己父亲年龄相仿的、同学的爸爸许峰仪产生感情也并非一件怪事,段绫卿和许峰仪的感情不过是段绫卿求得生活保障的一种途径罢了。

《留情》中的淳于敦凤也是一个为了谋求生活保障而走入婚姻的人,米先生大敦凤将近三十岁,在娶敦凤的时候也掺杂了很多自私的考虑,“这一次他并没有冒冒失失冲到婚姻里去,却是预先打听好,计划好的,晚年可以享一点清福艳福,抵补以往的不顺心。”米先生和之前的夫人一直来往着,敦凤只不过是名义上的太太,残酷的现实被表嫂杨太太看穿,敦凤却不愿拆穿。在小说末尾有这样一句话:“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然而敦凤与米先生在回家的路上还是相爱着。”张爱玲在小说中对苍凉婚恋关系的确认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自己对婚恋失望与无奈心情的一种表述。

《鸿鸾禧》中大陆和玉清的结合虽然是新式婚礼,但他们婚姻的本质仍然是旧式的,张爱玲在小说中揭开了新式婚礼的面纱,暴露出旧式婚姻庸俗、丑陋的真面目。张爱玲写出了玉清通过婚姻来满足自己物质欲望的疯狂,“她认为一个女人一生就只有这一个任性的时候,不能不尽量使用她的权利。”从某种程度上说,玉清和大陆的婚姻似乎成了双方各取所需的工具,玉清在婚姻中得到了自己对于物欲的极大满足,大陆的家里在婚姻中得到了新娘子丰厚的陪嫁。张爱玲对玉清和大陆的感情只字不提,这也对两人新式婚礼形式之下的旧式婚姻本质形成了极大的讽刺。

除了上面论述的将婚姻当做获取利益途径的苍凉婚恋态度,张爱玲在小说绪表达。张爱玲在《散戏》中,表达了一个女人对婚姻生活平淡乏味的一种无奈情绪。南宫婳在戏剧散场之后回家的路上想起自己和丈夫也曾有过的炽烈爱情,她和丈夫是自由恋爱结婚的。“两人都是献身剧运的热情的青年,为了爱,也自杀过,也恐吓过,说要走到辽远的,辽远的地方,一辈子不回来了。”但是就是曾经如此“炮烙”似的感情,也在婚后十年的生活中渐渐平淡,“大家似乎都忘了这样的事,尤其是她的丈夫。偶尔提醒他一下,自己也觉得难为情,仿佛近于无赖。”生活的平淡让南宫婳感到失望和无奈,但是婚姻仍然要四平八稳地继续。

《年轻的时候》潘汝良一直在现实中寻找理想化的恋爱,他对沁西亚的爱完全都源自于他自己对于对方一厢情愿的美化。潘汝良认定沁西亚是那个藏在自己心底的女子,倾情于沁西亚的潘汝良却不愿意去懂得她,更不愿意去向她求婚,在潘汝良看来:“懂得她之后,他的梦做不成了。他单拣她身上较诗意的部分去注意,去回味。他知道他爱的不是沁西亚。他是为了恋爱而恋爱。”当沁西亚嫁给了俄国警察,经历了婚后的经济窘迫,又疾病缠身的时候,再次见到沁西亚的潘汝良才大梦方醒——他其实并不爱她,他一直爱上的只是自己的幻想。

张爱玲来源于父母的创伤、来源于家庭的创伤和来源于胡兰成的个人感情的创伤共同建构了她的小说创作中对苍凉婚恋态度的确认。这种确认一方面表达了自己于创伤之后对爱情、对婚姻的不信任,另外一方面通过这种确认讽刺了感情、婚姻本质的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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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0-14 02:30:17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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