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和职场,女性的最佳选择究竟为何?

原创 张念 活字文化

最近,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中校长张桂梅在一档采访节目中的言论引起了网友们对“全职太太”的热议。在视频中,张桂梅称,她曾拒绝过一位女学生的捐款,原因是这位学生在结婚怀孕后当了全职太太,“我直接当着她老公的面说‘你给我滚出去’”。在她看来,从山村走出去的女大学生放弃工作,选择当全职太太,不仅让过去的努力付之一炬,还将面临被社会淘汰的风险。她还强调,女人不应该依靠男人,应该靠自己的能力立足。

张桂梅采访视频截图

当“全职太太”就意味着是依附于丈夫的寄生虫吗?日本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最大理论贡献是发现了“家务劳动”,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并没有包括人类全部的劳动,于是,非“商品化”的劳动之一——家务劳动就成为了一种“无收入的工作”,这意味着它是被不正当剥削的“无偿劳动”。而女性在家庭中抚育子女、承担家务也是一种极其重要的社会再生产劳动。

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女性都是自愿成为“全职太太”的,很多是囿于家庭生活的实际需要或被迫接受了所谓“母性”“母职”的意识形态询唤。

而同济大学人文学院的张念教授则进一步指出,进入职场、实现经济独立的女性就是真正的自我独立、自我实现了吗?在职场中,掌握实质性权力的依旧是男性,男性劳动者的优势地位依旧是牺牲女性劳动者的基础之上建起起来的;并且,不论投入社会性生产抑或是服从“母性”,或许都无法让女性真正的精神充盈、自我满足。而真正的女性主义,是一个开放的,并伴随着生命进程、引领我们去探索新问题和新领域的思想武器。

大家好,我叫张念,来自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今天的这一讲,我想跟大家谈谈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

张念,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女性主义理论、政治哲学与文化批评。出版专著《性别政治与国家——论中国妇女解放》、《性别之伤与存在之痛》、《女人的理想国》等。

大家都知道女权主义有三个主要派别,即自由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激进女权主义。在理论上,三种女权主义共享的中心轴是平等,是一种相继的推进关系,一种延伸性的思想脉络。自由主义女权,比如波伏娃,强调个体的自由力量和伦理关系的创造性;马克思主义女权或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强调联合的力量,着重社会批判或制度批判,前面一节我们说过个体性和联合的关系,两者不是排斥的,而是相互涵养和化成的。激进女权我们会在后面的几节中介绍。这一节我们来说说经典马克思主义和女权的关系。

何谓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

首先,马克思和政治自由主义,或者资产阶级的宪政民主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他认为仅有政治自由还不够,人类最终的解放目标是人的自由。

我们先简单地探讨下马克思主义的主张。

经典的马克思理论批判的对象是人与物的关系,即一种经济事实。古典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生产的三大元素是土地、资本和劳动力,马克思痛恨的是劳动力即人变成了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人被物化,这是人的异化。而人与人的关系退让给商品与商品的关系。商品交换价值决定了人的价值,比如我们在消费文化所看到了,货币显然是特殊的商品,货币购买力决定了社会身份或等级。

《三十而已》的女主角顾佳为了能被阔太们另眼相看,甚至求得一个在合影中露面的机会,她不惜大费周章,刷爆信用卡额度,也要买到太太们人手一只的限量款爱马仕铂金包。

当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时候,他说的社会关系指的是一系列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总和。言下之意就是说人是被制度所决定的,改造人的任务和改造制度的任务就等同起来了。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是改变世界,这是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论纲里面非常有名的主张,这句话被刻在了他的墓碑上。只负责解释世界,这个太保守了,我们的新任务是要改造世界和改变世界。这个要改变的世界就是制度。

在追求改变世界这样一种社会理想的过程当中,马克思还在理论上创造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即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引导着世界变革的先锋力量,它还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工人阶级,而是特指工人阶级当中具有先锋意识的成员。工人阶级基于具体的经济利益所组成的工会在经典马克思理论或者马克思主义看来是不够先锋的。包括列宁也认为,工会为了增加一点工资,所搞的那些事情不叫革命。

经典马克思理论的一个主导性的概念是阶级论,他在经典著作《法兰西阶级斗争》里系统阐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概念。相应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也认为,性别压迫来自阶级压迫,如果女性本身就是一个阶级的话,那么可以归属于阶级斗争之下,这种归属的矛盾在于,这么一来资产阶级女性和劳工女性就成阶级敌人了。如果家务劳动也从属于马克思的劳动概念的话,那么压迫阶级就包括全体婚姻制度中的男人和全体资本家,无偿的家务劳动比工厂领工资的劳动更具剥削性。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提出的方案是,由国家为全体家庭主妇颁发工资,或者将家务劳动社会化,纳入社会生产系统。这里的矛盾是,社会化意味着可交换的,交换价值恰恰是马克思要批判的。或者彻底公有化,孩子是属于社会的,所有孩子的父母是全体社会成年人,这是柏拉图的理想国了。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是日本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历经十年完成的重要作品,是其在第二波女性主义接近尾声,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潮、酷儿理论兴起之初,对女权主义各个派别,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再次思考。近代社会在“资本主义”支配的“市场”和“父权制”支配的“家庭形态双重控制下,以无偿的女性劳务等为中心,形成了女性地位低下的历史根源。作者对此进行了深刻批判,并就如何改善女性的社会地位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本书尽管论述的是日本女性的地位问题,但其观点在相当大程度上适用于当下中国的国情。因而对于任何思考女性地位与男女平等问题的人都有着莫大的启发。

马克思本人的研究并没有涉及性别问题。在马克思的一些具体文献中,我们甚至还发现马克思对于性别问题的态度是非常保守的。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男性工人进工厂接受资本家的压迫,所以工人阶级才是革命力量的基础;而女人的活动范围不应该是工厂,女人该站的地方永远是饭桌旁边。

马克思的主要工作是以实证的方式来分析剩余价值现象,以论证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是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劳动创造人、创造价值、创造历史,这些表述,是马克思在西方传统中的批判性表达。这个传统认为上帝创造人,英雄创造历史,交换创造价值。要伸张普遍的人的自由,就要和这些关于人的传统定义抗辩。尤其李嘉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是交换在创造价值。劳动分工在事实上是产业革命的结果,是生产系统决定了分工合作。

马克思主义女权思想来源的重要文本,是在马克思的革命战友恩格斯这里。我们知道恩格斯有一部很有名的经典叫《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恩格斯在书中主要谈的并不是谈性别问题,而是要揭示国家权力、私有制、和婚姻家庭制度三者的共生、共谋关系。国家权力、家庭和私有财产所有制这三个元素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权力基石。恩格斯只是在家庭的层面上,发现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性别劳动分工。分工的概念,实际上是从马克思那里来的。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恩格斯的一部重要的著作,也是国内外学者较为重视和经常使用的学术资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该著作中,恩格斯系统而科学地阐释了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论述了家庭的起源和发展,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以及国家的产生原因和阶级本质。如果说以前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关注的重心还是主要落在生产场所(如工厂)的话,那么恩格斯在此处即打开了另一个重要场所的研究,即家庭。由此,也打开了通过家庭这个社会最基本的单元,去逐步展开并透视整个社会结构的研究路径。

马克思说分工造成了压迫,恩格斯就把这个理论放到了家庭里,把家庭视作为一个生产单位,家庭中存在着性别劳动分工,性别劳动分工导致了性别压迫。家庭层面的家务劳动和国家权力的剥削具有一致性。所以恩格斯的家务劳动分工说仅仅是对马克思劳动分工的一种注解。

热衷于社会生产是女人的天性吗?

母性是女人的天性吗?

那么女性主义是如何回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说法的呢?

显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阶级原则优先于性别。女权主义对此回应说,阶级压迫是父权制的结果,但并不是性别压迫的原因。结构主义人类学在阐述性别权力起源故事的时候,讲到了外婚制和乱伦禁忌,女权主义人类学将其称之为古老的性契约。女权主义人类学就认为,性契约比劳动分工更古老。性契约才是性别压迫的原因。

受19世纪人类学研究成果的影响,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有一个从母权到父权的转变过程,这个转变过程伴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女性变成了被压迫的对象。但是女权主义对所谓的母权社会提出质疑,质疑说究竟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广泛存在的母权,它要在更深的程度上追问家庭和Gender诞生的故事。

人类学认为女人的生育活动是父权制的基础。结合古老的性契约来看,任何阶级的女人,不管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得面对生育问题。任何阶级的生育都是以父权制为基础的,或者说都是为父权制效力的。人类学当然没有否定资产阶级父权私有制的压迫,但它认为家庭婚姻制度不仅仅是一个私有制的问题,而是一个更古老的性契约的问题——交换女人。性契约诞生的故事在逻辑上是先于私有制。

家庭在人类的伦理生活当中被体会为一种生活意义的建构性维度。这种建构性的维度,给予每个个体某种幸福感。对于生育劳动的问题,社会主义者说我们可以解决妇女所承担的生育劳动,把生育劳动社会化就是了,比如说建立公共幼儿园,这样不就免除了女人的家庭拖累。

但对于现代话语来说,它有两个维度,一个是私人生活的维度,一个是公共生活的维度。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这样一个区分标准内在于现代人的意识里面。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提出的,免除家务劳动和生育就能为女性带来解放,但这个解放的路线预设了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似乎所有的女人都热衷于社会生产和公共活动。

Feminism还要推进的问题是说,如果要进入社会生产领域和公共领域的话,那么这个领域的话语的游戏规则是由谁制定的呢?它是否依然还是一种父权制的游戏规则?如果我们跳脱开公共和私有的二元,是否还有第三条道路可言?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想到的解放女性的方案是要首先让女人摆脱家务劳动的拖累,既然家务是一种拖累的话,是不是说有一个明亮的事业等着女人去热爱去追求?

我们回到启蒙逻辑,这就像最初的第一波西方女权运动分子,所争取的权利实际上是在启蒙逻辑下、在理性主义传统里面已经定性的。所以女性主义继续要追踪的问题是,热衷于社会生产是女人的天性吗?养育孩子对女人如果是一个拖累,那么问的再深一步,为什么一定要养这个孩子,母性是女人的天性吗?

日剧《坡道上的家》台词

这里稍微提醒一下,今天的所谓的发达国家的生育率是在下降的,人口甚至出现了负增长。马克思主义说,资本主义把家庭看成最小的生产单位,那我们要问的是,家庭生产了什么?

在资本主义的框架里面说,家庭生产出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只不过是一个新的统治对象。所生产出来的只是一个符合社会要求的合格的劳动者,一种新的生产力。生育力下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危机征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马克思具有先见之明的。

日剧《东京女子图鉴》台词,为解释为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育率低下提供了一种视角

“经济独立”就代表“女性独立”了吗?

另外还有我们印象中独立女性的重要条件,经济独立。

从鲁迅讲娜拉出走的时候已经说到的,经济独立是很重要,女性经济一旦独立,会降低对男人的物质依赖。强调一下,我没有说降低对男人的依赖,我讲的是物质层面的依赖。这种物质性层面的依赖降低了,是因为我自己也会挣钱。但是女性主义要追踪的一个问题,是心理层面的依附问题——这就涉及到我们对亲密关系、对爱的理解,我是不是孤单和孤独的问题。

这种依赖还不是一个单纯的无法独立、老是在心理上依赖男人的问题,而是牵扯到一种激情或者是亲密关系和爱欲的问题。比如说我恐惧离婚,是因为我在经济上无法独立;但即使我经济独立了,我依然害怕自己孤家寡人。越成功越孤独,但孤独是男性哲学家的形象,或者孤独之于个体,是思想所必须的。

在网络用语中,内心够不够强大,成了人们理解女性独立的一种托词。或者,经济独立就等于内心强大,等等。至此,不要忘记马克思所批判的人和物的关系,经济独立指人和物的关系指标,经济独立和内心强大具备明显的因果性吗?去了解一下社会上泛滥的心灵花园和心灵培训就知道,有钱的女人们是这门生意的主力军。

但这门生意的背后,是她们的焦虑和恐惧,我更愿意理解为是一种新的伦理激情,关于这种激情的迂回表达。

曾经以教人为“奴”来牟取利益的网络大V ayawawa,她的信徒们很多都是事业有成的所谓“独立女性”

如果和男性相比,他们力比多的升华是符合社会价值系统的,是符合男性经验的。我们很少去问一个所谓的在事业上成功的男人,比如说马云或王石,我们很少去问他,你是不是事业和家庭双丰收?这种男女的差别在现象层面上当然是一种价值偏差,有的女权主义者对这种偏差很愤怒,她会在公共场合说,你再问我这个问题,我就要摔话筒了。

但从差异性的角度看,我更愿意把这种偏差理解为,女人的欲望深处对本真性的关系有一个非常强的意愿。这是非常古老的、哲学上的一个难题,因为在女性经验这里,她不相信原子式的个人存在,更倾向于伦理表达。

演员姚晨在“星空演讲”中表达她作为职业女性的困惑

所以说经济独立女性的这种意愿,或者我们称之为女性欲望也好,它并没有一致性。独立性在女性经验这里更加复杂,可能女人要的更多,但这个“要”的对象她也不知道是什么,因为我们现有的文化制度和社会话语所提供的对象不能满足她的“要”。

可能女人是“要”的,但“要”的对象并没有发明出来,但女性主义是一个开放的,并伴随着生命进程、引领我们去探索新问题和新领域的思想武器。

END

原标题:《家庭和职场,女性的最佳选择究竟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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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1-07 04:46:3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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