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二本学生,才是基数最大的打工人

作者/赵皖西

编辑/曹吉利

985废物、小镇做题家、绩点为王、内卷化竞争……最近互联网上兴起的各式教育话题,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人均985,遍地211,如今的天下,早已是优等生的天下。哪怕是焦虑,也只有名校生焦虑的份。

事实并非如此,2020年,中国应届毕业生人数高达874万,重点大学的学生只在其中占据很小的比例。“大学生”这一身份所涵盖的庞大数字,更多是由二本及以下学生组成的。

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今年大学生就业形势异常严峻。但作为就业的主力军,二本毕业生们的现状却鲜少有人关注,甚至很多人自己眼中的未来也面目模糊。

在各种就业调研报告上, “二本学校”的表述被折叠在除“双一流”以外的“地方本科院校”之中,在其中生活学习的年轻人,成了舆论场上沉默的大多数。

不可抗力将今年的就业难度推向高峰。/图虫创意

前段时间,广东F学院的黄灯老师出版《我的二本学生》一书,用自己15年的一线教学经验,通过对4500多个学生的长期观察和长达十几年的跟踪走访,向我们勾画出一条中国年轻群体最为常见的成长路径。

他们艰难走过应试教育这一道关卡,并不算成功地通过高考,历经众多就业挫折和社会捶打,在不同的人生岔路口分野,最终与社会撞个满怀,摸爬滚打,跌跌撞撞,融入到生活的洪流当中。

有人说,他们是当今转型期中国最忧伤、迷茫的一群人。“二本学生是中国最基本的底色,也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黄灯老师说。

《我的二本学生》黄灯 著

在夹缝中就业

去年6月,毕业一年多的豫子辞掉了自己在深圳某银行的“铁饭碗”。

就像网上无数个声称自己终于“逃离银行”的年轻人一样,做出这个决定,对豫子来说并不容易,只因为她二本的学历背景。

但无数个日夜的辗转反侧、越压抑就越膨胀的不甘心、高考选专业时的梦想……种种原因,都在无形之中牵引着她递交了那份辞呈。

今年刚满23岁的丁一,同样毕业于一所二本学院,同样在银行工作,至今仍处在纠结之中。今年6月份,他抓住来之不易的升职机会,从柜员转岗成为大堂经理,但工作几个月后,他开始考虑是否要辞职。

或许是因为城市的差异,进入银行一年多时间,丁一每月的收入远不如在深圳的豫子,晋升机会也不多,每天还必须面对小地方无数复杂的人际关系。

丁一自己粗略统计,自己所在银行,每年招进来的应届毕业生,会有二到三成在不久之后选择离职。

“银行就是一个你出去很容易,再进来就难了的地方。”这些告别银行的年轻人,做的是一个无法回头的职业选择。

微博超话#今天你从银行辞职了吗#有一亿多的阅读量。/图虫创意

据麦克斯研究院最新发布的《2020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2019届本科毕业生就业率显著下跌,同比下降1.4%。

史上最难毕业季,被巨量的毕业生迎面撞上。疫情影响下,大量企业或裁员或缩招,最先感到寒意的,往往是二本学生。

南开大学在数年前曾对二本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进行调研,结果显示,二本院校毕业生的签约率不仅远低于重点大学,更低于三本学校的毕业生:

一本学生的整体就业竞争力明显高于二本学生,这不必说,而三本学生的家境普遍较好,也有利于他们的就业和前途。

二本学生夹在其中,既没有原生家庭在经济和社会关系上的扶持,也受困于有限的教育资源,在剧烈的就业竞争中被无情甩出。“自主择业”,轻飘飘的四个字,略过了二本学生在就业过程中遭受到的结构性不平等。

二本学生,就业市场上的“夹心饼干”。/图虫创意

黄灯老师带过的2019届毕业生,去年就业情况也很一般。来自湛江遂溪的美芽进入了广州市某巴士公司,这是班里少数几个进入事业单位的同学。

得益于广东F学院的特殊金融属性,往年即便不是金融专业的学生,很多也能进入银行工作,但比例明显降低。更多的情况是,学生们在选无可选之下,进入一些小的媒体公司或者微小型企业,从事公众号运营等边缘工作。

教育行业一直都是本科毕业生的就业热门。由于近年来中小学课外辅导班的火爆,黄灯班上每年都有一部分学生进入教育培训机构。2013级的陈雪,就是其中的一员。

经过层层选拔和培训,陈雪毕业后顺利进入新东方任教。和她一同竞争的,不乏985、211高校的本科毕业生,甚至还有研究生,这种“同台竞争”让她感到安慰。

但不久之后陈雪就发现,尽管凭借能力获得了工作机会,但因为来自一所二本学校,自己还是被降级为普通老师。

虽然有种种不如意,但从就业结果上来看,豫子、美芽、陈雪已经算是同辈中的佼佼者。更多的二本学生,还在“生存”这条基础线上苦苦挣扎。

黄灯的另一个学生何文秀,毕业后辗转珠三角一带的各类公司,干过文员、外贸,后来因为一次领导的非分要求,愤然离职。离职之后,是漫长的迷茫和无助,快三个月过去,何文秀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每天上网投简历,去面试,失望,身心疲惫。晚上睡不着,害怕明天睁开眼睛又是一天,日子过得惶恐。有时实在太压抑,半夜睁开眼睛大哭,这种境况实在让人撕心裂肺。有时候,会悲观地感觉自己的人生已经走到尽头,反观别人的日子都是过得那么好,心里也很酸,怎么自己就不能像别人那样过得好好的,非要像现在这样落魄?”在和黄灯老师的邮件往来中,文秀如此写道。

这是她在患上抑郁症之前为数不多的情感出口。

找到一份好工作,对有的人来说是小菜一碟,对更多的人来说是一座大山。/《百元之恋》

何文秀代表了很多二本学生在求职过程中的共同遭遇。他们从进入大学的第一天开始,就被无情地告知就业困难,但只有等到真正被丢到劳动力市场后,才真切体会到这种压力的残酷与沉重。

就业压力,很多时候并不单单指向有没有企业愿意和自己签署三方协议,而是更进一步,作为一个二本学生,他们能不能找到一份让自己感觉有尊严,也让父母觉得“过得去”的工作。

从宏观的统计数据来看,二本学生的就业率可以和重点大学,甚至985、211的学生比肩,但数据之外,就业质量却大相径庭,许多二本学生并不能马上在毕业后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以至于很多人毕业多年,仍然在一次次的跳槽、转行、将就中无限纠结。

据黄灯老师说,在自己那么多年“经手”的学生中,只有一两个学生仍然坚守在自己的第一份岗位上。个人发展空间不够、薪资福利低、单位管理制度和文化与自己不符,都是他们离职的原因。

我们无法否认,学历是这些二本学生的首要限制,在一开始就标定了天花板的高度。凭借个人努力,就想要突破这层透明天花板,又谈何容易?

从银行出走的豫子,“家里蹲”了一年多后,终于在广州某媒体企业谋得一份公众号运营的工作。银行复杂的工作环境,让她磨砺出细心的工作态度和坚韧的性格,这让她得到新领导的赏识。

与此同时,同被银行系统绑定的丁一,却还因为离职所需要赔付的一万多元违约金而下不了决心。

在新东方任职多年的陈雪,经历一年又一年的招生季,厌倦了教育机构向家长营造的焦虑,她原先的教师梦,在现实的熨烫下,悄然变化形态。历经过职场生活,陈雪坚定地说:“我以后如果有了孩子,绝对不让我的孩子报班。”

更多二本学生的结局,则像何文秀一样,没有一份从天而降的工作机遇,生活上也无惊无喜,漫长的人生,或许在多年前高考失利那一刻,就早已注定,不会再有更多突围。

培训机构的不良竞争,恶果最终都由家长和孩子们吃下。/图虫创意

“打工人”之伤

二本学生与自身学历背景的缠斗,并不会因为找到一份还不错的工作就结束,求职或许才只是个开始。

因为入校时就知道学历对自己今后就业的限制,很多二本学生早早学会“认命”,尝试在学历之外的其他地方,谋划自己的未来。

毕业四年多的珍芳,已经换了五份工作。回顾自己过去的工作经历,她觉得自己一直处于“随时可以被替换”的状态。

作为广东一所知名二本学校的新闻专业学生,珍芳在校期间就早早去媒体实习,为自己之后的就业打下基础。

大四开始,她先后在广东各大传统媒体实习,去过报纸、杂志,也进过当地电视台。每一份实习,她都十分努力,争取能够转正,可每次都因各种原因,最终事与愿违。

让珍芳印象最深的,是自己当时在Y晚报转正期间,时任主编和她的一次谈话,对方说:“姑娘你人很好,可惜来得不是时候。”就这样委婉地拒绝了她。

除了自身努力,找工作也需要一些运气。/《宽松世代又如何》

“2015年,正值传统媒体走下坡路。行业整体环境并不好,我的能力又没有达到可以让他破格录取的程度。”事后珍芳只能这么安慰自己,她并不想把工作上的不如意通通归纳到自己的二本学历上。

尽管如此,她还是从各种“风声”中强烈感受到二本学历对他们这些人的限制。

珍芳的同学李涛,毕业后同样在广州的一家媒体工作,有事业编制、工作稳定,但每次聚会,李涛都会跟珍芳抱怨自己的工作“活多钱少”。

更令人无奈的,单位评奖和晋升,往往与职员在校期间的表现挂钩。每当这种时候,李涛总会矮人一截。“我们学校对参赛、评奖这些方面并不重视,通常都是悄无声息地就发生了,我们学生根本不知道。”珍芳说。

互联网时代,看似众生平等的信息资源,也成了二本学生们面临的桎梏之一。

学历证书背后,是学术资源上的全面掉队,从优质学术讲座,到学校为课外活动提供的资金支持,再到学生能否通过各种“弱关系”获取各类学科竞赛的通知。

重点大学学生所获得的学术资源,是二本学生比不上的。/图虫创意

黄灯老师从自己十多年的教学经验出发,认为“二本院校的大学氛围,在极其强烈的就业压力下,越来越像职业院校了”。

学生一进校就习惯了这种氛围——既然这所学校是自己不得已的选择,那么自然也不会怀有多高的期待。

反过来,在就业率指标的催促下,学校也会默默迎合学生的期待,给学生安排各种专业外的技能课程,把学生的课表填得满满的,只求学生走出校门后,立刻就有企业抢着要,如此便告“培养成功”。

学生的就业焦虑和学校的评级需求,无形之中互为因果。

但在更多时候,学生在学校接受的知识训练,和日后的工作需求是脱节的。这种教育上的供求矛盾,广泛存在于各个层次的院校当中,无论是一本、二本、三本,还是专科。

于是,最终的解决办法只能是年轻人们从自己身上找:自主择业,还得更加努力奋斗。一旦这类努力失败,大部分指责和标签都会落在个体身上,例如“丧”“低欲望”“废物”……

年轻人自称“废物”,是对无法改变现状的一种心理适应。/《我在一家黑公司上班,已经快撑不下去了》

体制性的无奈,并不总能经由个体的觉醒和奋发而超脱。左冲右突而不得出路的年轻人,很容易颓丧起来。

豫子、陈雪、珍芳这样有危机意识,明确自己想要什么的人,或许还能闯出一片天,但那些浑浑噩噩的“后进生”,面对的只有更为狭窄的人生。

黄灯老师做班主任期间,有一项核心工作,就是配合辅导员,做一些所谓“后进生”的思想工作。

“他们逃课、考试不及格、不愿意打扫卫生、反感被迫去听讲座、不认同学校的诸多评价机制,以一种辅导员头疼的方式,保留了凝聚于叛逆气质之上的生命力。”在《我的二本学生》一书中,这些孩子全部以最原始的方式被记录下来。

这些学生在学校期间,往往沉溺于网络小说和游戏,或许他们希望借此掩盖自己对于未来的焦虑感。但时间从不会停下飞速前进的脚步,等这些“后进生”不得不离开校园、面对真实世界时,便一脚跌入巨大的现实旋涡中。

网络只能让你躲藏一时,却无法庇佑你一辈子。/《家庭作业》

丁一大学四年几乎没上过几堂课,大一的时候逃课出去玩,大二开始到一家摄影工作室当学徒。这导致他到大四的时候,还有好几门课需要补考。

母亲希望他毕业之后,回到家乡的当地银行工作,家里人都认为这份工作轻松安稳,而且也有面子,尽管这和他原先的摄影爱好南辕北辙。

临近毕业,因为有大量的补考和论文需要顾及,丁一没有时间找别的工作,在和母亲进行了无数次争吵后,他最终妥协,给银行投递了简历。

按照规定,本科生进入银行后,一般都要做一年柜员。银行柜员的工作并没有多么强的专业性,很多都是机械式的重复。这一度困扰丁一,他觉得自己只是一个被银行这架巨型机器绑架的工具人。

打工人也是工具人。/《半泽直树》

程式化的工作之外,变数来自形形色色的客户。“你可能都没有办法想象,有客户会没有理由地把我们银行所有人都骂个遍,只是因为今天早上出门时,跟老婆吵了一架。”

客户投诉是所有银行柜员最怕遇到的事,因为这能直接影响当月的收入。如果被审核部门判定为一次“有理由投诉”,那罚金将高达两千元——这几乎是丁一月工资的一半。

对这群银行体系内的“打工人”来说,996只算远虑,一套事无巨细的KPI考核标准才是近忧,是令他们心力交瘁的沉重枷锁。

当然,二本学校中也有一些没有进入职场的学生。

吴志勇是黄灯的学生,毕业后,他在老师的介绍下,进入珠三角某地的公安局工作,但仅仅待了十天就断然辞职。

在这之后,他从事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当过社工,经营过服装网店,加入过美容机构,做过纹绣培训师……摸爬滚打多年,吴志勇的工作终于被金钱驱动。

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吴志勇最终和哥哥开了一家饮食店。饮食店的工作极为繁忙,赚的也不多,没有多余的利润雇人帮忙。

“很多时候,他必须亲自上阵,和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快递小哥一样,为完成网络和电话的订单,将外卖送到一个和他境况可能差不多的人手中。”在黄灯老师的转述中,我们亦能感受到匆忙和辛劳。

小生意人没有KPI,但也被生活推着不断奔劳。/图虫创意

吴志勇并不是孤例。相比于进出各种招聘会,有些学生干脆选择回家学一门手艺,早早养活自己。在他们往后的人生中,那张文凭证书,几乎不再会发生什么作用。

这也让身为一线教师的黄灯时常思考:到底是按工业化生产的流程培养学生更重要,还是按以前精细化的农业模式培养学生更重要。

当然,这个问题的选择权,早已不在老师手上,甚至也不在学校手上了。

在狭路中转轨

学历可以影响甚至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这一观点在当下,仍然没有完全过时。

应试教育在二本学生们头上蒙上一层阴影,有人很早就接受了这一事实,也有人希望通过努力,扭转第一学历的弱势。

黄灯老师所带的2015级学生,从大一开始,决心考研比例就直线上升,人数也早早过半。越来越多的学生敲响了黄灯办公室的门,向她咨询考研的问题。“仿佛他们读大学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取一个考研的机会。”黄灯感慨。

因为广东F学院实行一本、二本双线招生,很多学生的录取分数线是超过一本线的。对于他们来说,用一本线进入一所二本学校,是自己人生的一个遗憾,通过考研实现学历晋升是顺理成章的事。

每一年,我国考研人数都会再创新高。/图虫创意

虽然身处大学这座象牙塔,但社会的焦虑自然会渗透进来,很快,学生们就能通过对家庭经济条件和个人能力的精密计算和反复权衡,做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1989年出生的刘婉丽,因为家中经济困难,从小一直处于辍学的恐慌之中,这无形之中在她内心埋下一颗“关键时刻就掉链子”的种子。

大四那年考研失败,刘婉丽错过了就业的高峰期。毕业后,她先后在一家小报社和图书馆工作,工作内容繁杂疲累,且完全没有成长的机会,看不到出路在哪里,她更坚定了考研的决心。

大学毕业两年后,刘婉丽再次参加了研究生考研,因为第一学历的原因,她被调剂到一所普通高校,但这个结果已经让她很满意。

今年刚过30岁的珍芳,最近也在考虑辞职考研。四年时间换了五份工作,工作内容其实都大同小异,无法再有更多提升。随着年龄的增长,摆在她面前的两条道路逐渐清晰:是通过考研转换一下职业轨道,还是先完成生子这项人生任务。

老公明确表示支持她的任何决定,经过一个多月的斟酌,她向直属领导提交了辞职申请。

不久之后,她自然流产了。

事情发生得太过于突然,此前她甚至不知道自己怀孕了,只是那段时间觉得身体很累,她本以为是频繁加班的缘故。辞职考研的事情就此搁置下来。

高龄未婚未育女性和想要回归职场的全职妈妈,往往都会面临更加严苛的检验。/《浪漫是一册副刊》

越来越多的二本学生加入考研大军,但毕竟真正能“上岸”并不容易,况且研究生毕业时的求职,依旧存在许多不确定。对于相当一部分学生而言,进入体制是他们的终极梦想和最好出路。

在黄灯老师带领的06级学生中,有一个叫赵国凯的男孩子,没有制定什么可靠的职业规划,错过了含金量颇高的春招和秋招,毕业之后,他只好进入遍布广州街头的各类培训机构,四年时间换了六份工作。

在广州实在待不下去了,赵国凯决定回乡考公务员。十余年前的公考,还不像今天这般竞争激烈,赵国凯认真准备了一个月,考入当地国税局,过上了很多人羡慕的“安稳生活”。

之后他很快结婚、生子,生活依旧不算富裕,但因为有这份体制内的工作,一切问题似乎都有了解法。

在很多人眼中,公务员未必是最好的职业选择,但对于像赵国凯这样的二本学生来说,考公务员意味着通过一次相对公平的竞争,通往一份相对安稳的工作。有了公务员这个“铁饭碗”为今后的人生兜底,其他一切人生选择,都会显得更加从容不迫。

因为公务员考试对于参考人员的年龄限制并不算严苛,所以很多二本学生会选择在毕业很多年后,重新参加公务员考试,进入体制内。

舆论场中,有人渴求这份稳定,也有人鄙夷这份稳定。说到底,无非是人们所拥有的条件和所面对的境遇各不相同。

黄灯认为,考公务员这条路能否走通,往往成为判定二本学生这个群体是否存在上升空间的隐秘标尺。“不能否认,中国基层单位的面貌,正由这个群体决定,二本学院学生的归宿,与此构成了隐秘呼应。”

“考公热”体现了年轻人对于平等、稳定的渴望。/《相棒》

与体制内岗位背向而行的,大概要算自主创业了。每年的毕业生里,总有少数勇敢者选择创业,以此跳出常规的职业评价体系。

在多年的从教生涯中,黄灯也渐渐发现,自己每届班上的学生,都有一些人在校期间,就很喜欢做生意,这或许是受广东的商业氛围影响。

有时候,几个学生会拿着几罐皮鞋油,来敲黄灯办公室的门,向老师们推荐自己的产品,并热情地让她们试用。

“他们会告诉我们这个商品有多优惠,买一瓶是多少钱,买两瓶是多少钱,买三瓶又是多少钱,这时候我们老师一定会买三瓶的,买完之后,他们偶尔还会来问问我用得怎么样,如果好用的话,可以跟我的朋友推荐一下。”

渐渐地,黄灯老师发现,自己办公室里永远有擦不完的皮鞋油,吃不完的茶叶、红枣,还有一些护肤品、小首饰、正式一点的包,都来自学生的供货。

这种商业上的“试水”可能只是学生间的小打小闹,赚的钱也不是特别多,但是却能赋予他们极大的成就感,让他们觉得自己至少有能力把东西推销出去。

毕业之后,这些学生不一定全都会创业,即便创业,也不一定能迅速找到财富密码,走上人生巅峰。很多时候,他们只是做了一件像当初一间间敲响老师办公室门一样的事情——成为一个小小的微商、网商。

不是所有的大学生创业项目都能成功。/《中国合伙人》

面对单薄的人生,文凭有时是一种坚持,有时亦是一种支撑。

和一些早早中断教育的同龄人相比,短暂的四年学习,毕竟给了学生们些许底气,让他们得以面对日后的挫折和困境,避免自己的人生像烟头一样,徐徐燃尽,又被丢弃在地上。

原生家庭的挣扎

名校生与二本生渐渐拉大的差距,看上去取决于个体的能力,实际上往往牵连着背后的原生家庭。

一方面,与重点大学比起来,二本学校的农村学生更多。

有统计显示,我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就开始不断滑落。如今,北大农村生源已经落至一成左右,大量农村学生在不断升级的高考军备竞赛中,只能进入地方本科院校和专职院校。

倾斜的教育资源牵制着农村孩子向更高学府冲击。/图虫创意

另一方面,在当下彻底市场化的就业环境下,国家和社会能给予学生个人的帮助已经极其有限,很多时候,个体只能退回到最传统的家庭关系之中,依赖上一辈积攒下的资源,寻求出路。

“个体出路和家庭情况密不可分,学生的命运,某种程度上,甚至由原生家庭决定。”

黄灯坦言,在自己的学生当中,那些条件成熟早日买房的,因为抓住了房价并未过高的时间窗口,后来大多过上了安稳的日子,而那些错过了买房黄金时期的学生,此后的生活则陷入了被动的泥淖。

房子,往往成为底层青年分野的关键因素。

豫子最终决定从银行辞职,一部分原因是来自家庭的庇佑。豫子父亲是当地县城的一个普通教师,在她毕业那年,父母用半辈子的积蓄在湛江市区买了房,这让她如今在广州打拼少了很多后顾之忧。

后来,豫子的哥哥姐姐慢慢都靠自己的努力在深圳买了房,此后家族的重心,将围绕在兄妹三人之间展开,无形的比较和竞争,甚至会弥散到他们下一代身上。

更多来自农村的学生,没有豫子那么好命,他们的父母,别说能够敏锐地预见这些转瞬历史的时代红利,即便能够感受到房价的变化,家里所有的存款,也无法让他们在城里买到一个卫生间。

农民更熟悉的是脚下的土地,城市的房价对他们来说太过遥远。/图虫创意

黄灯的15级学生莫源盛,出生在广东西部的郁南县,因为考上大学,他得以走出贫困大山。

村里人都以为源盛毕业之后,工作就能包分配,但只有源盛自己知道,广州日渐上涨的房价,或许是他这辈子都难以企及的高度;二本学历的天花板,更牵绊住他在广州立足的脚步。

这种学生的生存困境,无形之中也积蓄在老师黄灯心中。“我分明感受到一种无形的东西,对年轻人的挤压,飞涨的房价、贬值的文凭、日渐减少的工作机会,已成为他们不得不面对的生存真实。”她在《我的二本学生》一书中如此写道。

有时候,黄灯的这种担忧会不自觉在课程之中流露出来,但她又明白,老师不应该向学生们灌输太多这些负面情绪,尤其是那些社会上赤裸裸的竞争关系,这让她十分矛盾。

最后的解决办法是,黄灯试图引导她的学生去观察现实,鼓励他们走出校门,去城中村看一下房价的变化,跟周围的普通劳动者们聊聊天,他们一天的收入是多少,生活成本又是多少,“因为这就是他们以后要面对的生活”。

黄灯在课间时间与学生聊天。/受访者提供

在公共课上,黄灯也会经常给学生布置作文,鼓励他们去关注自己的村庄,了解父母和爷爷奶奶的真实生活。她希望通过这种训练,让学生回到最原始的、婴孩般的感受状态和思考状态,借此唤醒他们的生命力。

如果让学生写他们的成长经历,他们会有很多话要讲,这是一种学生内心的自我梳理,在这个过程中,黄灯将自己的一些理念传达给学生:贫穷不是你们的错,你们可以不接受这些不愿意接受的东西。

“农村的孩子,内心深处最大的困惑,都来自于负载于家庭之上的生存挣扎,我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地帮他们把这些东西隔绝一下,不要总让它们来影响孩子们。”黄灯说。

注:除“黄灯”外,文中出现姓名皆为化名,部分案例来自于黄灯老师的《我的二本学生》一书,本书正在各大电商网站热销中。

[1]《我的二本学生》黄灯.人民文学出版社

[2]《基于4P、4C、4R理论的二本院校就业竞争力研究》刘艳芳、郝伟民、弓锵

[3]《北大清华农村生源仅一成,寒门学子都去了哪》南方周末报

新周刊瓦特深度工作室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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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1-09 08:14:37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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